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首次明确了个人未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的惩戒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措施”。垃圾不仅要分成四大类，还要定时定点投放，如此大的跨度让许多上海市民感到不适应。社区阿姨的“你是什么垃圾”，吃完小龙虾、喝完奶茶后繁琐的扔垃圾方法，成为上海市民调侃垃圾分类政策的新“梗”。
如果说生活的不便是商业最好的催化剂，那么垃圾分类行业也不例外。垃圾分类新政不仅催生了代扔垃圾、垃圾分类小程序等新兴商业服务和模式的出现，而且再次让垃圾分类行业成为了市场焦点。据天眼查网站数据显示，自2019年来共有超过1500家垃圾分类相关企业登记注册，其中仅7月1日当天就有6家相关企业注册。
市场被看好、企业数量井喷、资本涌入，垃圾分类能否成为下一个行业风口，创业又有哪些雷区和行业壁垒，都是创业者和投资者关心的话题。
风口来了
事实上，当下炙手可热的垃圾分类行业并非第一次被推上风口。早在2012年左右，就出现过以回收3C数码产品为主的创业浪潮，如上海的“爱回收”公司和深圳的“回收宝”公司就是在当时兴起。2015年，垃圾分类行业迎来了第二次风口，商业模式以O2O上门回收垃圾为主，在北京市场就有七、八家以该模式运营的公司，如“再生活”“闲豆回收”等公司都是在这一时间节点设立运营起来的。近日，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为契机，垃圾分类回收行业迎来了第三次风口。
本次风口的来临与相关政策的推行关系密不可分。“垃圾分类已迈入‘强制时代’。”自然资源部法律顾问、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贵生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从立法层面来看，垃圾分类制度已编入法律，其中包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以上法律法规不仅确定要在北京、天津、上海等46个重点城市先行实施垃圾分类，还对未来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垃圾分类设施的建设列出了时间表。
在具体细则方面，各地方法规和规章条例也相继出台。2017年以来，上海、厦门、西宁、广州、深圳、重庆、太原等地分别发布了垃圾分类地方性立法；2019年7月1日，上海开始施行《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明确了垃圾分类具体标准以及处罚具体标准；近日，北京市城管委称，《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已经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
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投资机构最先嗅到了商机。光大金控投资管理部董事、副总经理张晓文十分看好环卫市场的发展前景。“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环卫市场的规模，狭义的环卫装备生产、销售、运营的市场规模大致为300亿；传统的环卫运营服务市场规模大约有1500亿到2000亿左右；以提供导航、信息化、无人驾驶和智能管理等新兴的智能化环卫产业周边技术服务市场规模大约在50亿左右。”张晓文表示。
同时，张晓文认为，国内环卫市场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总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垃圾产生量与清运量之间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其次，中国环卫的市场化程度很低，不足30%，许多涉及关键环节的法规政策还在政策制定阶段，这为这个行业留下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再次，目前市场头部企业加起来在市场所占份额不足5%，市场分布的分散性让这一行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在付费主体方面，目前我国没有明确的固废垃圾处理费这一项收费，完整商业模式闭环有待形成。在人力成本方面，目前中国的固废处置产业人力成本占比70%，且从业者多为中老年人，这种状态是畸形且不可持续的。最后，目前行业的毛利率为8%和10%，不足以达到资本得以进入的标准。
to B还是to C，这是个问题
风口已来，然而在商海搏击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在前几次风口中创业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立于2014年的“再生活”主要做社区端，通过免费上门回收居民垃圾，并给予居民一定可兑换生活用品的环保分作为奖励。在发展最顺利的时候，“再生活”曾达到注册用户25 万、APP单日活跃用户2 万，覆盖北京近1000 个小区的规模。然而，不到四年时间，红极一时的“再生活”就以关停业务而告终。“再生活”创始人夏凡曾这样总结创业失败的教训，“我们从开始做回收，后来发现回收很难挣钱，我们就做了电商，然后发现电商客单价又低，就做了家庭上门服务，一直是在不停地做加法，这算得上是初创企业的大忌”。
尽管从表面上看，资本寒冬的降临成了压垮“再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业务线铺得过长、在未打磨好企业商业盈利模式时就选择在资本的助力下一味扩张才是“再生活”没有活过第四年的真正原因。与所有行业一样，环卫清运行业的创业者们也在不断试错，直到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赛道，而这与风口是否来临并无过多关联。
与“再生活”同时期创立的闲豆回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闲豆回收定位于企业级再生资源分类回收，主要经营废纸板、废纸箱类的回收业务。闲豆回收成立于2015年7月，已于2017年第二季度实现盈利。据闲豆回收CEO方浩介绍，“闲豆回收目前的客户群体唯一不包含的就是社区，因为在我们看来社区的履约成本过高，商业盈利模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方浩表示，企业级客户群具有高频、刚需、高客单价和高毛利的特点，他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可回收物，这些都是居民用户无法比拟的优势。
闲豆回收的成功存续变相证明了to B商业模式的可行程度，难道to C模式真的无法盈利吗？“爱分类”CEO徐源鸿就不这么认为。
“爱分类”是一家全链条、兼顾社区端和企业端的垃圾分类企业。徐源鸿在接受《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回收仅仅是垃圾分类全链条的一小部分。垃圾分类应该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四大环节，每一个链条都很庞大和重要。”在徐源鸿来看，全链条运营模式是“爱分类”的一大优势。从前端的垃圾分类收集到中端的物流清运，再到末端的分拣处理，“爱分类”做到了全品类、全覆盖，这也为“爱分类”to C业务留出了足够的盈利空间。
在参观走访“爱分类”垃圾分类分拣中心时，记者了解到，在这里，从居民家中收集的小件干垃圾经过人工和机械分拣、压缩，最终被分成形态各异的再生资源，分类多达近50种，许多废品回收者不收的垃圾，如玻璃瓶、酒瓶、泡沫、织物等在这里都能作为再生资源回收。“爱分类”对垃圾分拣的细致程度令人惊异，仅废纸这一品类，就分为了报纸、期刊、旧书、厚硬纸壳、薄硬纸壳和彩色封面的硬纸壳等。不仅如此，为节省成本、压缩体积，所有干垃圾在经过分类后都会被机器压缩打包成一立方米左右的吨块，方便运输。
目前“爱分类”公司的盈利主要来自于to B业务，该项业务营业额约占公司总营业额的90%。不过，在徐源鸿看来，to B业务竞争激烈，to C业务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着力点。
徐源鸿的某些观点与峰瑞资本副总裁马睿的想法不谋而合。作为长期关注垃圾分类领域的投资人，马睿认为，尽管to C业务很难做，但to B业务本身也有难度，且涉及的方面会很复杂。比如，企业端都会设有垃圾房，这块业务通常由“废一代”掌握。即使没有类似的情况存在，企业也会通过竞价等方式承包这一块业务，竞争激烈。不管以何种方式，对创业者来说都很难寻找机会切入。
机遇与挑战
细致的分类和后期的加工处理为“爱分类”赢得了难得的利润空间，但并非所有人都具备徐源鸿这样的条件构建全链条商业模式。徐源鸿表示，其父辈就是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作为名副其实的“废二代”，徐源鸿在这一领域具备20年的从业经验。“做这一行，行业经验很重要，比如不同品类的垃圾也会有市场价格的波动，什么时候该囤货、什么时候该卖都有规律。”徐源鸿笑言，有种把垃圾做成“期货”的感觉。
此外，分拣场地也是一个令众多企业头疼的问题。在一线城市拿到一块可用于进行垃圾分拣处理的场地并不容易，成本和资质都是摆在企业面前的难题。
对从事这一行业的企业来说，资质方面的问题非常关键。徐源鸿向记者透露，生活垃圾清运资质牌照目前实行准入审批制，需要企业有明确、合规的处理场地，而目前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营业执照早已经停发，可能会对创业者构成一定障碍。同时，也有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垃圾分类行业热度走高，未来各类相关牌照和资质会成为稀缺资源，牌照和资质未来也可能构成一种行业壁垒。
对这一问题，作为一名律师，杨贵生从另一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针对牌照资质、垃圾分拣场地的土地使用权等关系到企业切身利益的问题，不管是企业还是投资者都要勇于发声，积极参与立法的制定。只有这样，立法者在制定政策时才能了解到市场的需求。
与其他尚未发展成熟的市场一样，对创业者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在马睿看来，垃圾分类回收是一个“慢生意”，包括居民习惯的养成、商业模式的打造，都需要企业慢慢探索。“这一领域的企业，我看到的发展都没有特别快，发展速度特别快、规模扩张特别大的都‘死’了。”
马睿表示，“目前，在垃圾分类和自然资源回收领域存在可见的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中国还没有像美国Waste Management这种市值200亿的大企业。”
针对未来这一行业可能存在的机遇，张晓文认为，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均值得关注。其中，新技术主要指轻装备，包括智能化、自动化和无人驾驶技术在环卫领域的应用。此外，物联网技术和环卫领域也能进行有机结合。在新商业模式方面，张晓文认为，污水处理和固废处置行业的主要资产是土地和厂房，属于一次性投入，受前期规划限制很大。而环卫行业的核心资产是环卫车，是可移动的动产，且七八年后会被强制报废，流动性大。这样的特质会让环卫行业在资本领域产生不少新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