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新鲜事，在电报发明之初，评论家纷纷畅想说，这东西能让“各国的外交家们坐在一张电子谈判桌的四周，世界和平也便指日可待”。谁曾想，几十年后，世界大战中，电报成为了战时通讯的重要手段。
按照Tom Standage的说法，历史总在“转推”自己。从电报到社交媒体，在新技术初生之时，我们经常会采取一种聚焦收益、淡化威胁、忽略成本的思考策略。这种策略热衷于询问新技术带给我们什么，却很少关注新技术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或许，在热情的欢呼中，后者太不合时宜。
不过，对于学术研究者而言，这种聚焦成本和威胁的“逆向思考”，却往往能帮我们生产更多的启发性概念，再用这些概念反哺进日常生活的实践之中。
逆向思考一：从彼此相连到无限缰绳
Facebook在自己的企业宗旨中说，它想帮助人们彼此连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亲密。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社交媒体单凭一己之力，就实现了“天涯若比邻”的古代梦想。不过……等等，若老板是我的天涯，那么就让TA岁月静好地呆在天涯，好不好？Facebook说，不好，我想让你们变得更亲密。
在研究劳工问题时，邱林川教授曾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说法：无限缰绳（wireless leash）。这一概念发端于一个非常朴素的观察——流水线工厂的老板在员工入职时，会发给每人一部小灵通，这样一来，老板就可以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自己的员工。
事实上，“无限缰绳”隐喻的宿命又何止于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使用社交媒体的我们，在随时随地、免费快捷地找到所有联系人的同时，也都可以随时随地、免费快捷地被所有人找到。
我们圈住一群人，又被另一群人圈住。当然，圈住我们的人也不必得意，因为自有人来“圈”他们。我们通过微信，将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圆环套圆环”的游乐城。永远在线，彼此搏杀，全都是俘虏。一起出逃如何？Sherry Turkle感慨说，十几年前，“独处”尚且是种美德，如今若是你关掉手机、电脑、iPad，效仿梭罗的《瓦尔登湖》，独自去往阳澄湖，陪鱼蟹过几天闲散日子，那一定是种诡异的避世感。且不说什么山河湖海。一位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段子：有一天他去咖啡馆工作，突然无意中看到，窗边坐着一个喝咖啡的男人，这个人没带手机，没带电脑，也没带iPad，更没有和别人聊创业聊投资，他只是在认真地喝着他的咖啡。有时候呢，还放下杯子，看着窗外微笑。他观察了很久，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哥们有病。
逆向思考二：从User生产内容到Loser生产内容
如果Tim O'Reilly看到“在场”这种说法，恐怕会摇摇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参与”。
还记得那年火遍大江南北的《维基经济学》吗？它高举维基百科的成功，劝告我们，“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等等，似乎不太对，因为维基百科好像是“非盈利“的，怎么扯上了经济学？
除此之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还告诉我们，网络论坛的绝大多数用户，都是不怎么发言的潜水者（lurker），这又如何解释呢？批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跳了出来，重新梳理了一下其中的逻辑。你看啊，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少部分用户贡献爱，大部分用户接受爱。最后，资本用爱换了钱？丹麦学者Søren Petersen吐槽说，这哪是什么参与，分明是赤裸裸的剥削。User-generated content? No, Loser-generated content.不如我们再次试试看，拒绝参与这场Web 2.0的游戏。我在研究访谈中遇见过不少被社交媒体所累的年轻人。我问他们，如果无法拒绝使用微信，那么如果试着关掉自己的朋友圈呢，会不会好点呢？他们听到这个问题时，凝视我的眼神，就像在凝视一个外宾。Daniel Trottier在访谈中遇到了大致相同的情况，受访者坦白说，他们加入Facebook并在上面维系一种“积极”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社交压力，因为这是一种社交回馈行为（reciprocal activity）。
别人都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就你搞特殊？关键是，你不发，还看我们，凭什么？这就好比，对方浑身上下就穿着一条游泳短裤，你还西服革履地给他点了个赞。
逆向思考三：从参与式文化到参与式监视
最后我们再来思考一下监视问题。“在场”“参与”和“监视”，三者某种程度上完成了社交媒体使用的闭环。他们并非彼此独立，打个比方，互联网上有种说法叫“吃瓜”。想想看，吃瓜的前提，是有人种瓜。没人种，只能吃土。我们的在场和参与，都是在种瓜。吃瓜的我们也不必得意。因为我等芸芸众生，也逃不出瓜的命运，同样也是要被吃的。学者Jose Van Dijk吐槽说，那些致力于保护患者隐私的医生们惊讶地发现，患者自己已经在脸书上把所有的事情抖了出去。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我们被吃的瓜，都是自己主动种上去的。当Henry Jenkins在倡导互联网时代的礼物经济（gift economy）和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时，研究者为这种“种瓜给人吃”的行为，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参与式监视”（participatory surveilance）。也就是说，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交媒体主动“交代”自己的信息，实际上，这些数字痕迹，都可能成为监视者收集的潜在素材。
另一方面，“参与式监视”也可能是帮助监视者提供他人信息，成为监视的“帮凶”。
2018年11月，一位某国内大学的老师收到了微博私信，发信人倾诉了自己在大学校园中遇到心爱的女孩，却失之交臂的遗憾。这位老师便在微博替发信人寻找这位姑娘，也确实得到了20多位热心者发送来的女生的照片和个人信息。随后发现，发信人是一位游荡在这所大学多年的跟踪狂。貌似善意的“人肉搜索”，却带来了个人信息的严重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