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从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要意义、内涵、重大举措进行了详细阐释。郭树清则从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可吸取的经验教训切入，分析当前我国金融形势，以及“十四五”期间应如何系统性地进行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易纲表示，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实现币值稳定目标，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郭树清指出，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要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当前金融相关制度存在较多短板，金融法治还很不健全。“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要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易纲和郭树清均提到了要建立权威高效的重大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易纲表示，我们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处置风险模式，但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防止央行承担企业信用风险
易纲表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应对国际中央银行制度演变挑战的必然要求。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内涵丰富。其中，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更加重视充分就业。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健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中央银行如何实现币值稳定的目标？易纲认为，需要以市场化方式对银行体系货币创造行为进行调控，前提是中央银行能够保持资产负债表的健康可持续。为此，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同时要防止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承担企业信用风险，最终影响人民币信用。
除了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外，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还包括建设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等。
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进行问责
文章介绍了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重大举措，一是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二是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四是推进金融双向开放，五是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其中，在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方面，易纲提出，要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性和透明度，建立制度化的货币政策沟通机制，有效管理和引导预期。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有序开展可控试点，健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完善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为短期政策利率和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中期政策利率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为中枢波动。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带动存款利率逐步走向市场化。
在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方面，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功能等。
此外，要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具体来说，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逐步将主要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易纲和郭树清均提到了要建立权威高效的重大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易纲表示，我们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若干行之有效的处置风险模式，但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因此，易纲表示，“十四五”期间，要建立权威高效的重大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在股东、债权人等依法合规承担损失等前提下，发挥好存款保险基金的处置平台作用，中央银行依法履行好最后贷款人职责。要严肃市场纪律，对重大金融风险形成进行问责，金融机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要依法承担责任。
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郭树清指出，回顾中外金融监管史，以下几方面经验教育值得认真汲取：
一是货币经济绝不能背离实体经济。金融的本性决定其特别容易陷入自我循环的泥淖。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把防止脱实向虚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交叉金融业务一度十分复杂，经过3年多的集中整治，总体风险开始收敛。
二是将本求利是商业活动的正常状态。金融业务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本金，那就迟早会陷入困境。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就是对银行信贷确定基本的资本金约束，杠杆率必须处于安全范围。
三是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古今中外，总有人盼望能以更低风险获取更高收益，但规律不可能打破。承诺低风险高收益就是诈骗，金融监管要永远与这类行为作坚决斗争。
四是持续建设法治和诚信环境。
五是把握好金融创新的边界。监管必须趋利避害，把握好“度”。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初期，一些网贷平台打着“创新”旗号违规经营，形成巨大金融和社会风险。
六是管好货币总闸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会对经济金融造成系统性损害。
七是坚决抑制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上世纪以来，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八是紧抓住公司治理“牛鼻子”。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中，产生了大股东操纵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目前，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经营效率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劳动生产率、盈利能力、科技创新、普惠金融等方面实现赶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把党的领导融于公司治理各环节，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郭树清表示，要正确认识现阶段的金融形势。中美博弈加剧，美方对我战略遏制升级，很大程度上将扰动全球金融市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一些国家采取强刺激做法，实施“无限量宽”政策，长期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已经并将继续对金融业态带来巨大改变。数字货币、网络安全、信息保护已成为金融监管的全新课题。我国移动支付、线上借贷和互联网保险等走在世界前列，意味着法律规范和风险监管没有成熟经验可资借鉴。
此外，金融体系内部风险仍在持续累积，一些长期形成的隐患并未彻底消除。结构复杂的高风险影子银行容易死灰复燃；银行业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骤增；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资本缺口加速暴露；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进一步抬升。金融相关制度存在短板，现有法律法规震慑力不足，违法违规成本过低；金融机构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尚待完善；非正规金融体系交易活动缺乏有效约束等。
金融监管改革任务艰巨，对金融科技巨头在促发展中防垄断
“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监管改革任务更加艰巨。郭树清表示，要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持续完善权责一致，全面覆盖、统筹协调、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具体来说：
一是全面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对于各种“无照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管理和整治的主体责任都在地方。要与金融腐败作坚决斗争，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等。
二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严防垄断、严守底线，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争等。
三是建立高效的监管决策协调沟通机制。进一步强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决策议事、统筹协调和监督问责职能。对地方金融发展改革与风险防控，加强指导、协调和监督，有效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四是提高全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借鉴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塞尔委员会改革成果，强化资本充足、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要求，抓紧补齐制度短板。要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将监管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五是健全宏观审慎、微观审慎、行为监管三支柱。
六是构建权威高效的风险处置制度安排。
七是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对监管的支持保障。强化基础设施监管和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对金融科技巨头，在把握包容审慎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特殊的创新监管办法，在促发展中防风险、防垄断。
八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框架重塑。
九是培育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干部队伍。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大力培养优秀年轻干部。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充实监管部门和基层监管力量等。